首先，王安石的变法可以说是看到了当时宋朝腐败的根源，提出的许多方案也是有效的。但是王安石主张用雷霆手段整治朝廷弊病，这就触动了几乎当时绝大部分朝臣的利益，所以遭到了极其强烈的反对。在实施过程中出现阳奉阴违的情况，而一旦变法没有立时显现其效果立马就会遭到弹劾，因而变法最终能贯彻下去的很少。
其次，王安石的变法的一些措施虽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，在他尚未成为宰相时在地方上实践过，但还有很多措施其实都是闭门造车出来的，并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，也没有考虑到各个地区的特点，仅仅是王安石单纯地认为合理而已。
最后，变法最有成效的是军事方面，这还是得益于宋神宗，刚即位时的宋神宗是个很激进的一心想收复燕云超越先辈的皇帝，所以军事上有他大力支持，得到了不错的发展，收复了一系列的土地。
所以对于王安石变法可以这么说，出发点是好的，思想是有些偏颇的，手段是激进的，效果是不明显的。
王安石变法的进步意义，这主要表现在：（1）变法措施的推行，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，加强了国家的军事力量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。（2）王安石变法促进了经济发展，客观上有利于社会进步。（3）王安石能够针对北宋统治错综复杂的积弊大刀阔斧进行改革，这种勇于改革和敢于斗争的精神，值得肯定。
王安石变法利国利民。但为什么会招致那么多正人君子反对？主要原因有四个：
一、变法中的经济制度改革损害了士大夫阶层核心利益。
二、变法中的军事制度改革侵犯了武将集团的既得利益。
三、变法图强的法家理念与传统宋代文人儒家价值观有冲突。
四、新法本身不够完善的地方，操之过急。
变法的背景：国家积弊需要改革无论古今中外，国家的“变法革新”，总是在面临严重困难或危机的时候，才会进行。
治平四年(1067年)宋神宗赵顼登基为大宋第六位皇帝，他面对的大宋可以说是危机重重。大宋已经立国一百多年，虽然经济高度发达，财政收入日增，但长期财政治理不善，导致了三大危机：
财政赤字严重入不敷出；军事体制腐朽战斗力低下；官员体系冗杂吏治败坏；这三个危机也称为“冗官、冗兵、冗费”的三冗。三冗问题致使大宋虽然富有四海，却是一个“积贫、积弱”的国家。
国家必须变革了，所以宋神宗的一生都在变法革新，包括前期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年间的财政、军事制度变革，和王安石罢相之后元丰时期宋神宗亲自主导的官制变革（也称为“元丰改制”）。那么变法为何遭到士大夫阶层的反对呢？
一、变法中的经济制度改革损害了士大夫阶层核心利益。北宋文人士大夫集团代表的是大地主和大商人的利益，所谓正人君子就算自己两袖清风，其背后的家族非富即贵。宋朝不限制土地兼并，官田很少，所以地主阶级兼并成风。以下举例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、方田均税法和市易法是如何侵犯士大夫官僚地主阶级利益的。
1、青苗法：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土地兼并和高利贷收入
青苗法实际上就是将政府变为可贷款银行。每年青苗不接的时候，农民可以向政府贷款，等到丰收之后，再行归还。青苗法（40%利息）取代了市面上的地主阶级的高利贷（100~200%左右的利息），限制了大地主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；
往年的高利贷农民要是还不上，只好卖田卖地，所以土地被大地主兼并，但有了青苗法之后，大地主高利贷放不出去，土地兼并的生财之道也被抑制。
2、方田均税法：限制了官僚和豪绅大地主的隐田漏税行为
宋代官僚和大地主阶级隐田漏税随着土地兼并变得越来越严重，据《宋史》记载，登记在国家版籍上的土地，从宋真宗时期的524万顷锐减至宋仁宗时期的228万顷，土地兼并，隐田漏税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。国家税负被这些蛀虫掏空。
“势官富姓占田无限，兼并伪冒，习以成俗，重禁莫能禁止焉。”——元 脱脱《宋史·食货志》宋史记载官僚大地主阶级占用了无数的田地，兼并、伪冒已经成为习俗了，朝廷严重禁止也禁止不了。
方田均税法就是对漏税耕地和田赋清查和整理。仅仅熙宁年间多查出360万亩；又对全国耕地重新评估，依照肥沃贫瘠，分为五等，不同等次赋税不同，免去底层收入者的税收，使得赋税更公平。这自然影响到了大地主阶级的最核心利益。
3、市易法：限制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控制，商人利益受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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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不错《王安石变法的利与弊资料》内容很有帮助